热点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入选理由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也提出，要“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发展格局建设，并强调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性作用。2025年教育学界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全链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从基础教育阶段的早期识别和科技、工程内容的课程整合，到高等教育阶段的本研贯通和扩大研究生规模，分析和反思部分发达国家的英才培养模式和经验，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模式；二是全方位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在类型、学科、层次、区域等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必须系统性推进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方能解决制约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效能的瓶颈，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探索我国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建设路径，提出重点应在区域布局、体制机制改革和青年人才培育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四是推进高等工程教育转型，构建学科融合、问题导向的工程教育新生态，完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实践方案。

（张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学科编辑）

专家点评：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举措。相关研究聚焦于解读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的理论基础、演进轨迹与政策逻辑，探讨拔尖创新人才、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的鉴别标准、课程改革与培养体系，比较分析美、日、东亚等地区的政策模式和可资借鉴的思路做法，以大学尤其研究型大学为场域探讨其在一体化中的功能定位及评价方式。当前多数研究以宏观政策或中观模式为主，三者之间转化渠道、利益协调机制、资源配置瓶颈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教育科技人才互动形态的研究刚刚起步，教育转化率、创新韧性、人才生态位等复合型评价指标和工具有待开发。未来研究的重点需转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机制路径和环境生态，重视基层执行主体的创新行为、跨部门协作成本、个人发展路径与系统目标的匹配机制分析，强化数字孪生校园、科研共享平台、人才画像等新型基础设施探索和治理模式设计，开发涵盖政策协同度、资源流动效率、创新溢出效应等指标的生态化评估方案。总的来看，该领域研究处于从政策解读期向机制创新期过渡的关键阶段，亟须打破学科壁垒，融合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从实证精细度、理论原创性和政策灵敏度上实现突破，真正形成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特质的一体化发展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

（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热点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研究

入选理由：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语境下，构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成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应对全球教育治理变革、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需求。对该选题的深度探究，既能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国际教育话语权重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国际化战略落地提供实践指引，同时对赋能全球教育创新、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具有深远意义。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已围绕基本概念与核心内涵、建设目标、实施策略三大核心领域积累了系列研究成果：在基本概念研究层面，明确了其多元属性、核心职能与影响力特征；在建设目标研究层面，厘清了服务国家战略、提升教育质量、引领全球教育发展等多维目标框架；在实施策略研究层面，提出了价值引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深度融入全球治理、强化北京上海等城市主体作用，以及人才培养与引进协同、科技创新赋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等实践路径。

（闫温乐，《比较教育学报》副主编）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通常又称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是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产生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核心内涵、演进逻辑、本质特征、指标体系、国际经验和中国路径，主要是一些宏大叙事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但同时对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与教育强国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常用的教育枢纽的关系、与全球教育中心城市的关系、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澄清，对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与世界重要高等教育中心的关系、与世界重要职业教育中心的关系、与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挖掘，对于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与世界重要科学中心的关系、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关系、与世界重要思想中心的关系等尚待进一步梳理。未来的研究除了需要进一步厘清上述关系外，应该进一步开展国际比较的研究，明确我国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国际方位、优势与问题；进一步明确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生成机制和发展逻辑，并立足我国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基本国情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从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宏大叙事研究转向中观、微观问题的研究，提升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加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监测评价研究，精准评价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进展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精准推进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进程。

（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热点三：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入选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一是价值锚定。基础教育评价和高等教育评价的现实困境不尽相同，相关研究议题各有侧重，基础教育评价的关键词总是围绕素养导向、教学评一体、技术赋能等，高等教育评价更多思考“双一流”建设和分类评价机制等，但是不论针对哪个教育阶段，学界的共识是教育评价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枢纽作用。二是观念转向。“第五代评价理论”“学评融合”等前沿理念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同时，学者还在思考如何以超越“可测量的”教育的教育质量观，形成良好的教育评价生态。教育评价终究要从选拔工具回归人的主体性建构，引导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三是路径探索。数字技术为实现多元评价主体的沟通，综合评价方式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应对教育评价数字技术风险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学校是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的主阵地，激发学校教育评价改革的活力是教育评价改革落地的基础。

（张文，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育科学》编辑部主任）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的成败。当前围绕教育评价改革展开的研究持续升温，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政策解读或经验总结，而是对新时代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改革方向、推进策略与实际成效等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同时也应看到，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加强的方面。一是缺乏系统且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性思考。当前多评价的经验性研究，少理论性审思，多对国外评价理论的评介，少基于本土、基于时代的理论构建。二是缺乏对教育评价机理的实证分析。现有研究对评价如何发挥作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教育教学与学校治理等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三是缺乏对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深度审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教育评价带来了新的可能，但对技术使用边界、潜在风险以及伦理价值问题的讨论仍不够充分，容易出现重工具、轻价值的倾向。面向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需求，教育评价改革研究需要进一步迭代创新。一要有理论建构的雄心。要在充分总结中国教育评价改革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建构，逐步形成更具解释力和本土特色的教育评价自主知识体系。二要有方法迭代的决心。要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创新使用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我们了解评价的内部机理、明确评价的成效提供坚实的证据。三要有价值观照的初心。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评价研究一定要秉持价值关切，并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让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真正嵌入到研究之中。

（辛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热点四：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探索

入选理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构建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是破解学段割裂难题、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教育学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从理论层面阐释贯通式人才培养的内涵、类型与逻辑基础，运用系统协同理论、课程与标准理论等视角，论证贯通式人才培养在整体性育人与人才持续发展中的制度意义。二是聚焦实践路径，围绕课程贯通、培养目标衔接、标准对接与评价改革等关键环节，系统总结中高职贯通、高本贯通以及大中小学一体化培养的现实模式与运行机制。三是拓展比较与前瞻研究视野，通过国际经验考察与区域试点分析，揭示贯通式人才培养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构建等方面的现实成效与制度张力。四是回应新技术与新需求背景，将人工智能教育、课程思政一体化等新议题纳入贯通式人才培养框架，推动贯通式人才培养向更加开放、灵活与协同的方向演进。

（蒋家琼，《大学教育科学》主编，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和拔尖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都离不开人才的贯通培养。如何强化不同学段有机衔接、构建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人才贯通培养体系、推动各类人才高质量发展，这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跨学段及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三个方面。从研究现状来看，职业教育领域的相关探索聚焦于不同类型贯通培养体系框架搭建，虽有对相关区域实践的介绍，但针对 “如何落地实施路径” 的深度研究仍有待加强；普通教育跨学段贯通式培养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多局限于学校课程建设、课程思政、人工智能教育等单一维度的零散探索，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研究则以国外案例引介为主，对我国本土实践的推进策略、适配路径等研究亟待深化。基于现有研究不足，建议未来研究可重点聚焦以下三方面：其一，推动职业教育贯通式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对实施路径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细化；其二，结合各地各校的实践探索，从课程体系构建、教学实施创新、评价机制优化、教研协同推进等多维度对普通教育贯通式培养开展系统性研究，对以集团化办学破解学段割裂等创新性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其三，立足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与实践基础，从搭建弹性进阶通道、探索多学段课程整合、推行适配性教学模式、构建动态跟踪评价体系等方面，深入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路径。

（杨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热点五：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深化与伦理重构

入选理由：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深化与伦理重构”成为教育研究的关键课题，学界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系统性探索：一是实践深化。人工智能技术正从辅助工具向教育系统的结构性要素转变，其应用需深度融合教学、评价、管理与服务全过程。研究重点关注如何基于真实课堂场景开发有效、可信、可推广的智能教育应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动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如何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教学模式与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破解技术应用表层化、碎片化难题。二是伦理重构。随着技术深度介入，伦理与治理问题日益凸显。研究聚焦于如何保障教育数据的安全、隐私与合规使用；如何检测并消弭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见，维护教育公平；如何在智能环境下守护师生主体性、保持教育的人文温度；以及如何构建涵盖技术开发、部署应用、评估监管的全链条伦理规范与治理框架，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健康发展确立价值锚点与规则基线。三是战略协同与未来生态。研究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教育变革与伦理规制三者协同并进。其目标在于服务于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安全、可靠、可控的智能化赋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迭代，助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先进理念、符合教育规律的人机协同教育新形态，为全球智能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郭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社长）

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教育”已成为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前沿热点，相关研究在系统性、深度和广度上均取得显著进展。理论构建方面，强调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与生命价值，倡导技术应用与教育本体的深度融合。实践应用层面，场景已覆盖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教育评价等多个环节，重点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学习、跨学科项目及教学资源生成等具体场景中的赋能路径。尤为重要的是，学界已普遍认识到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人机权责、教育公平等伦理风险，并开始提出“价值理性回归”“人本导向”等原则性主张。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薄弱之处：一是实践路径较为空泛。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理念倡导与框架描述阶段，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策略、典型案例与效果验证，导致“实践深化”难以落地。二是伦理重构缺乏系统路径。相关讨论多依附于技术分析，尚未形成体系化、可评估的伦理治理框架，对动态治理机制、主体责任分配等深层问题的探讨也显不足。三是研究方法尚不匹配。现有讨论多从教育、技术、伦理、法律等单一视角展开，缺乏跨学科整合及适配的实证方法，导致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治理、哲学批判与教学模式构想，而在微观教育情境中的伦理嵌入、师生主体性在技术环境中的重构、人机情感协同的实践机制等方面仍较为薄弱。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研究主题的深化，推动跨学科、实证性的“理论—实践—伦理”一体化探索。需推动理论向实践下沉，在真实教育场景中开展微观应用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在不同学段、学科与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化应用路径与成效机制。同时，应着力构建可执行、可监测的伦理准则与治理流程，例如开发人工智能教育伦理评估工具、设计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推动相关立法与政策衔接。二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创新。人工智能不仅是研究客体，更将成为研究工具乃至研究协作者，催生方法论的范式变革。例如，可作为智能分析工具，实现多维度、深层次的教育过程洞察；可作为生成性研究环境，构建可控可迭代的“数字孪生”实验场；还可作为协同研究主体，开启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新模式。这些方法论的创新，本身也将成为“人工智能+教育”的重要研究主题，推动该领域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转向对人机系统进行设计、模拟与协同探索，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智能时代教育研究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顾小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六：低生育率下托幼一体化研究

入选理由：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支撑，托幼一体化作为低生育率背景下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举措，自2019年起逐步纳入国家战略全局，2024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正式颁布，关注度迅速上升。围绕“托幼一体化”，2025年学界主要展开了三方面研究：一是政策梳理与体制保障。通过2019—2025年关于“托幼一体化”的国家政策演进梳理，解读国家从“方向引导、供给扩容”走向“体系构建、法律保障”的战略变化，进而探讨如何构建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和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以实现0—6岁育幼服务无缝衔接。二是课程建设与师资培养。0—6岁儿童身心发展变化迅速，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研究者认为研制0—6岁贯通一体的课程必须关注两阶段课程的连续性、衔接性和适龄性，以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需求。同时，师资培养需从职前和职后两端发力，职前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建设，职后完善教师准入和管理培养等，不断提升托幼一体化人才供给保障水平。三是实践探索与现实路径。近年来，各地在托幼一体化的进程中围绕设施设备改造、资源优化共享、社区支持网络、服务平台建设、质量监测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研究者也针对实践探索中面临的挑战提出解决路径与应对策略。

（侯莉敏，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前教育研究》主编）

低生育率背景下，托幼一体化作为优化生育支持体系、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关键举措，已成为教育学、人口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融合的热点议题。当前研究围绕政策演进、供给模式构建、资源配置优化等维度展开多元探索，形成多视角研究格局，为托幼一体化的政策落地与实践推进提供了思路支撑。但对于对托幼一体化的内涵界定尚未形成共识，对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等系统性问题的探讨有待加强。未来研究需强化学术性与决策服务导向，深化“政策设计—资源配置—服务供给—效果评估”全链条研究，强化多部门协同机制与路径优化的学理研究；拓展研究场景，立足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深入开展差异化供给模式研究和国际经验本土化适配研究；运用大数据优化供需预测模型，加强托幼一体服务质量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为构建生育友好型托幼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洪秀敏，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教授）

热点七：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研究

入选理由：

2025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标志“县中振兴”从局部探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县中振兴”完美地融合了国家战略、社会关切与教育规律，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当前研究呈现多维拓展的态势，在理论层面提出：超越一时一地一己，从发展、大局和系统的角度推进县中振兴；构建涵盖宏观县域统筹、中观县中竞争革新与微观家校沟通联动的三重机制；以区域均衡、地方维持为特征的维持性政策结构更有利于县中振兴等。在实践层面，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源管理。要加强跨区域招生治理工作，引导县域家庭走出误区、理性决策、不盲目择校到地市级高中。二是师资队伍建设。挖掘现有师资潜力、优化校内管理，提升青年教师变革意愿，优化教师生态系统。三是帮扶工作。开展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以专业学习共同体为载体、加强备课组建设、搭建“扶制—扶志—扶智”三位一体的立体式帮扶框架。四是数字化赋能。从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校际协作、夯实能力根基、推动系统整合四个方面助推县域教育从单一技术赋能向整体生态重构跃迁升级，更好地发挥“云班”的促进效应。

（段发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执行主编）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意，随着《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其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县域高中是带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龙头，它对弱势群体代际流动至关重要，能有效阻断阶层固化。高质量的县域高中，能通过提高本地人力资本、吸引外来人才等机制，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县域高中在城乡区域统筹发展中的平台和纽带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当前研究指出，县中面临多重困境：优质生源持续外流，生源质量整体走低；师资队伍面临结构性压力，优秀教师短缺、年龄结构老化、新教师招聘困难；超级中学资源虹吸效应明显，进一步加剧县中生源、师资力量下滑；经费投入增长乏力，办学条件受到明显限制；科技教育发展较弱，学生科学素养不佳、教师科学教育能力有限、县域资源不足且生态薄弱；体制机制尚待优化，县中在经费、人事方面弹性不足，对县中的评价方式仍较为单一；家长陷入择校误区，忽视孩子需求盲目选择地市级高中，进一步削弱了县中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研究应聚焦总结经验方法，为如何破解困境、实现振兴突破提供参考：探索县中分层分类多样化发展路径，平衡短期效能与长期经济性；紧扣人口变迁与财政压力，研究学位供给动态适配及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深挖如何从外生帮扶向内生发展转化，构建县域可持续教育生态；强化基于一手数据的实证研究，整合多学科视角与方法；以研究建言献策、提振县中信心，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大局。

（郭丛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副主编）

热点八：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研究

入选理由：

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在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共同服务于“育人”目标，形成有机整体以最大化教育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家校社协同育人从理念走向制度化实践。当前教育学界的研究呈现多维推进态势。其一，明晰价值定位与内在逻辑。“教联体”是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其建设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需求，也是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的实然选择。作为一种集“价值重置”“机制融合”和“模式重构”于一体的教育治理模式，“教联体”具有目标一致性、主体多元性和过程协同性等特征。其二，厘清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针对当前家校社协同育人存在的责任边界模糊、沟通机制阻滞、育人共识分歧等困境，可通过松散耦合理论、中介方法论等多元视角丰富协同育人的理论体系；同时通过凝聚协同共识、探寻系统建构、因地制宜施策、融合科技创新等多元途径提升“教联体”建设实效。其三，把握前沿方向与未来趋势。未来家校社协同育人应转向更广大的公共价值观，聚焦国家重大议题进行实践探索，实现从应试取向协同育人到素养导向协同育人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同时通过探索“数字教联体”的技术治理机制为协同育人注入新动能。

（谢凡，《中小学管理》副主编、编审）

近年来，“家校社协同育人”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研究已从初期的理念倡导、问题剖析，逐步深入到本土理论建设，机制构建与实践创新层面。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其一，有关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本土理论建设尚待完善；其二，对“协同”的内在动力与长效机制探究不足，其三，基于扎实证据的效能评估研究相对匮乏；其四，对数字技术赋能协同育人的潜在风险缺乏批判性反思。展望未来，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预计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家校社协同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研究范式要转向“证据驱动”与“循证实践”；三是研究视角要深化至“微观机理”与“文化情境”，构建具有文化适配性的协同育人模式将成为重要选题；四是研究要聚焦“技术赋能”与“风险治理”，“数智教联体”或协同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与治理将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五是协同育人的研究范畴要进一步拓展，研究内涵将更全面地融入心理健康、职业生涯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范畴，与国家教育强国建设，人口发展战略等宏观议题更紧密耦合。总之，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正处在一个从“搭建框架”到“提升质量”、从“经验总结”到“理论深化”的关键跃升期。未来研究需要在夯实证据基础、深挖微观机制、前瞻技术治理、拓展协同边界等方面着力，推动协同育人体系真正走向成熟、高效与可持续。

（康丽颖，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热点九：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入选理由：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为职教办学体系纵深发展吹响号角，2022年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提出“经审批可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为职业本科发展提供了系统支撑。近来，具有未来十年发展指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职业本科教育提出数量、规模和特色水平等方面的发展预期。职业本科是国家层面提出职业教育作为同等重要教育类型后拔节成长的标志性成果，高质量发展是新事物顺应新时代向上生长的内在要求。2025年学界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研究已从 “要不要办” 的争论，全面进入 “如何办好、办出特色、办出高质量” 的深入探索阶段。一是职业本科教育样态如何更好生成。在职教本科本体形塑过程中，自然构成与高职专科和应用型本科的比较类研究，如“复刻与加强”“两个高于”的论争等。二是职业本科高水平建设如何更好体现适应性。尝试全面适应经济社会优势发展方向，如新质生产力、数字化等；尝试更好融入学术世界大生态，以现有职业本科校挖掘技能型院校类型特征，如补足职教短板，彰显应用价值等。三是面向国际社会如何更好彰显职教动能。响应职教出海战略，从职业教育黏合产业特征与易于流动属性，将职业本科教育与我国优势科技产业与人资条件置于共建“一带一路”等世界职教研究语境。

（张伯成，《教育与职业》总编）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龙头，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要求，自2019年试点以来至今增长到87所，在校生40多万人，形成了升学就业两旺的良好态势。培养高技能人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必然要求，成为职业教育支撑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大任务。教育的热点成为研究的热点，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研究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前沿，更是关乎技能型社会建设与职业教育结构优化的关键实践命题，2025年度学界围绕这一主题的探讨愈见深化，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时代关切。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构建、专业结构与产业适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及社会认同与权益保障等核心维度。学者们从政策演进、院校实践、学生发展等多重角度，对职业本科教育定位、路径与评价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特别是针对合格评估、毕业设计改革、利益相关者认同等具体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为政策完善与院校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但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薄弱环节。一是在国际比较与本土转化方面尚显不足，对德国、瑞士等职教强国本科层次办学机制与质量保障的深度研究较少，可镜鉴的经验挖掘不够。二是对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特色与类型属性的阐释仍停留在理念层面，缺乏对课程、教学、师资等微观环节如何真正体现“职业性”“高层次”的实证探索。三是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边界与融通机制尚未厘清，很容易造成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路径模糊、评价标准趋同。展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突出战略导向与人的发展双重视角。一方面，亟须加强职业本科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接的研究，尤其是在面向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面，需要探索专业设置、能力标准与产业升级的动态调适机制，使职业本科教育真正成为支撑产业转型的技能引擎。另一方面，必须深化其对学生全面发展与生涯可持续性促进作用的研究，超越“工具性”技能训练，关注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和职业认同的培养，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与成长性的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总之，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上突破，又要在类型特色上扎根。期待学界今后能进一步开展跨学科、跨国别、长周期的追踪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本科教育理论话语与实践范式。

（曾天山，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热点十：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入选理由：

在技术革新加速、人口结构变化、职业技能转型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如何建设能够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个性化学习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身教育体系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八大体系之一，使得该议题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2025年度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围绕该热点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内涵阐释与政策解读。学界围绕“泛在可及”的核心内涵开展讨论，探讨如何通过数字化塑造终身学习新场域和新优势，并梳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相关政策从倡导性理念向系统性制度演进的历程。二是技术赋能与生态构建。鉴于数字化转型与智能技术应用对终身学习供给的重要作用，学界聚焦如何以平台化、数字化推动优质终身学习资源开放共享，以个性化、智能化拓展终身教育的空间和形式，以及如何避免因技术引入而导致的相关风险等问题开展研究，为更好地构建数字化终身教育生态提出诸多建议。三是制度构建与保障体系。学界聚焦宏观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终身学习协同治理、终身教育保障体系构建等问题，微观层面的资历框架、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等制度工具构建和完善等问题，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学习机会供给、学习过程支持与学习结果认可的终身教育制度与保障体系。

（谭明杰，四川开放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主编）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既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又是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关键载体。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以来，学界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在基本理论方面，研究者围绕终身教育体系的概念、特征、价值等展开学理辨析；在实践路径方面，研究者重点关注了终身教育数字化发展、终身教育立法、学习型城市建设和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等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当前的研究仍存在将终身教育体系概念窄化的现象，未能充分彰显“泛在可及”“服务全民”的核心要义。同时，体系研究深度也有所欠缺，对终身教育体系整体架构的探析不足。未来的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需要充分考量数智时代教育实践的新形态和新特征，以大教育理念为引领，以终身教育学建设为契机，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的研究：其一，拓宽研究范畴，推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研究全面融入终身教育视野；其二，深化本体研究，厘清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明确其与现行教育体系的衔接逻辑；其三，聚焦融通关键，加强资历框架、学分银行的制度落地研究，探索以终身性原则、数智化手段推进各级各类教育衔接的实践路径，赋能结构完整、功能协同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

（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